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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荐说开去

1999-08-19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宋代有个贫寒的士子胡清,才冠当时,只因无人赏识,落拓山中。他不甘寂寞,借咏叹轩旁小柏写了一首述志诗:“栽傍岩隈未足看,谓言斤斧莫无端。他时直入抢材手,不独青青保岁寒。”

本来是要写自己如何才华出众,但第一句却欲扬先抑,说我像这棵“栽傍岩隈”的小柏一样,本无足观;第二句楔入主题,意谓后生可畏,不可等闲视之,切莫无端地加以摧折。三、四句接着讲,日后如能被“抡材手”选作梁楝,那就不独善保寒操,坚贞自守了,言外之意是一定能够经邦济世,大显身手。这首自荐诗,后来被一位惜士怜才的浙江漕运使看到,当即加以遴选,接之以礼遇,并赠与一份官田,胡清由此致身富贵。

自荐,古人也叫“自举”,就是自我推荐。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对面直陈,像平原君的门客毛遂那样,自告奋勇;有的通过给当政者写信,或向皇帝飞章、献表、上疏、进奏,李白写信给韩荆州,即属此类;有的呈递诗文作品,以求赏识,像白居易写了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使名士顾况击节称赏。清代文人邓嘉缉工诗、善书、能文,但半生沦落,抑居下僚,只捞得一个“候选训导”的闲职。他借着赋诗咏赞平原君,抒写其郁积的情愫:“翩翩公子有遗祠,想象风流奠一卮。臣亦毛生思脱颖,不知可有处囊时?”这里就包含着上干王侯,自荐求售的意思。

纵观历史,一些贤达之士,对自荐、自举的做法,一般都是持同情与肯定态度的。有的帝王为了罗致人才,也曾主动颁布诏书鼓励人才自荐。李世民、武则天就曾号召文武高才“诣阙自举”,“以求进用”。

在现代人才学上,有的把这种自荐活动称为“人才的自我表现”。它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献身社会为目的,以公开、主动地表现自己的抱负,借以引起当政者的赏识与注意为其行为特征。一些立志成才的人,怀着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发展自己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渴望得到信用,接受重托,勇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自我举荐中获得一种动力:这里包括为实现自己诺言而奋力拼搏的献身精神,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不安于现状的强烈的进取心。因而,这种行动是积极的、有益的,在多数场合也得到了各级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支持。

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有的人把它视为异端,认为自荐是标榜自己,是个人主义,而把安于平庸、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当作美德加以提倡。面对着这种情况,作为自荐者应该进行不懈的努力,通过一定量的优势积累,来冲破种种障碍,达到脱颖而出的目的。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年轻时拜访哲学界的泰斗康德,希望得到他的提携与支持,不料,康德却没有理睬。费希特没有心怀怨怼,而是自认年少才薄,决心通过发愤学习,刻苦工作,争得权威人士和整个社会的承认。经过一个时期的刻苦努力,终于写出了题为《一切天启的批判》的哲学论文。他把这份文稿寄给康德,并说明这篇论文就是他的自荐信。康德看后,大加赞许,当夜写信给费希特,祝贺他的成功,并邀请他前来一道工作。这个事例说明了,当自荐活动未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不应怨天尤人,灰心气馁,而要“反求诸己”,努力争取用创造性的成果来赢得伯乐们的青睐。

当然,客观事物总是错综复杂的。在充分肯定自荐活动的积极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确确实实有那么一些人打着“自荐”的招牌,在那里不择手段地包装和推销自己,钻营奔兢,伸手“要官”、“跑官”,以至高价“买官”。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有些人惯常以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央的方针政策,任何纯正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都会走样,变味。改革开放后,中央强调解放思想,放开搞活,他们就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同样,组织上号召自荐,有些人就“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要官”,而把抵制这种歪风的斥之为思想僵化,压制人才的生长。

和其他类型的曲解中央政策总要找个冠冕堂皇却似是而非的借口一样,“要官”者同样需要动一番脑筋,作某些缘饰,尽量避免给人“赤裸裸地要官”的感觉。他们在给上级部门写信或与领导的面谈时,一般都是首先表白一番自己“过关斩将”的劳绩;进而说明眼前的处境;官卑职小,难堪舆论的压力;最后,总要说一些“趁着年纪尚轻,身体还好,愿意更多地为改革、发展出些力,担些担子”之类的话,适时地拈出主题。说到这里,我倒记起了一首古诗。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名将曹翰平江南有功,后归环卫,数年未得升迁。一日,御宴赋诗,曹翰因是武人未得参与,但他还是写了一首七律,自陈太宗。诗曰“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尝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见盘花旧战袍。”诗写得比较含蓄,较之今日的“要官”者算得委婉得多了,但意旨还是十分明确的。概言之,一是夸功,二是诉穷,三是说自己发展潜力还大,可以担任更高的官职。《宋史》中说他“多智数,好夸诞,贪冒货赂”。看来官声并不太好,但战功卓著却是事实,因而,宋太宗看了诗句之后,恻然心动,“骤迁数级”。

引古可以鉴今。尽管时代不同,情势各异,表达的方式也存在着种种差别,但从曹翰这面土花斑驳、铜绿茸生的古镜里,仍能约略地映出今天的一些官欲甚炽之人的路径和手法。有的对计较职位、待遇还有些羞于启齿,未免“足欲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有些人却是惊人的“坦率”,丝毫不加掩饰,甚至理直气壮地质问组织:“我也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老当副职?”“某某能力比我平平,为什么他能提拔我就不能?”当组织上指出这种做法不好时,他还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这不是要官,而是自荐。”

历史上的自荐与“要官”,动机、手段、归宿各异,其是非、曲直姑且不作细论。单就今天的情况来分析,“要官”与自荐还是有原则分野的。一般地说,自荐者往往以尽展才能,献身社会为依归,最后通过竞争来上岗;而“要官”者萦心注目的无非是个人私欲的满足,手段是奔走权门,私相授受。一公一私,泾渭分明。

问题还不止此。一些人之所以公然“要官、”“买官”,是因为有人在那里“赏官”、“卖官”。因此,要杜绝这种弊端,须从根本上抓起,在端正党风、严肃组织纪律的同时,切实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设法把竞争机制引进人才选拔制度中来,最大限度地避开择人者个人感情、认识、利害关系等主观因素,立足于公开的、民主的、平等的竞争。否则难以奏效,此所谓“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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